中国古代的文人自古便与芭蕉有不解之缘，“雨打芭蕉”“蕉叶题诗”“未展蕉叶”等与芭蕉相关的经典景象，成为文人寄托情志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宋代，文人生活比较安逸，他们喜欢营造宅院，栽种花草。芭蕉硕大的蕉叶和青翠浓绿的颜色非常引人瞩目，也深得文人喜爱，因而芭蕉在南方庭院中很常见。与之相应的，芭蕉题材的文学和绘画作品在宋金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等著名的诗词就出自宋代，这一时期也形成了芭蕉的人格化意象。文人们将丰富复杂的情感投射在芭蕉之上，通过芭蕉的叶、花、姿态等，引申出了凄苦愁怨、清雅闲适、佛性禅心等情感情趣。芭蕉也成为了人物画中的优雅景致，如在较为常见的题材“芭蕉仕女”图中，美人在蕉荫的映衬下，更显典雅、脱俗。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文人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心怀天下，却挣扎在比前朝生存环境更加堪忧的年代。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后期，文人们内心普遍表现出一种避世之态，种蕉、赏蕉成为了他们非常喜欢的活动之一。如明末陈洪绶的画中，芭蕉是经常出现的意象；“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沈周因为芭蕉意寓着清虚、清雅的品格，他经常赠送友人芭蕉，以彰显他对清雅脱俗生活的追求。

　　芭蕉之美，最美在叶子。蕉叶在初生的时候是卷曲的，随着生长会慢慢展开，未展的蕉叶多用来形容女子婉转纠结的愁心。芭蕉翠绿硕大的叶片，舒卷有致，风起时片片摇曳，雨来时叶叶低垂。女子闲坐在芭蕉下，或低首凝思，或手捧古书，或斜倚着身体，或弈棋交谈，她们的眉目间或流露出一丝清愁的怨情，或些微的欣喜欢悦，一派淑静雅逸之趣。明代的文徵明、姜隐，清代的改琦、余集、禹之鼎、沙馥等画家都作过“芭蕉侍女”题材的画作。

　　如清代禹之鼎的《芭蕉仕女图》，描绘的就是一位女子侧身坐在芭蕉树下，举目远望，若有所思的情景。图中四周的蔓草与生机盎然的芭蕉构建出了一个淡雅清幽的自然环境，禹之鼎以浓墨勾、点，准确而简括地勾画了仕女文静俊俏之美和怡然闲适的神态。此图可谓是禹之鼎水墨仕女画的代表作。

　　晚清画家沙馥作过多幅“芭蕉仕女”题材的作品。创作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一幅《芭蕉仕女图》，这幅图是沙馥仿改琦笔意创作的写意仕女画。此图构图简洁：一名女子手持花枝，神情矜持幽怨，站立于芭蕉树前。女子的身后不仅有硕大的芭蕉，还有浮萍点点。女子高耸的发髻用浓淡墨反复晕染，然后用重墨绘出根根发丝，用线与面结合的技法表现出女子头发的浓密及发质的柔顺。在面部刻绘上，画家沙馥用不着痕迹的浅红色晕染女子的面部，突出了人物肌肤光滑细嫩的质感和五官结构的明暗变化。在人物的衬景上，工细写实的芭蕉叶似展还卷，意寓着“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的婉转百结的情绪。

　　当然，在明清仕女画中，芭蕉除了作为站立的植物意象呈现于画中，芭蕉叶因其宽、大，古人也常坐于其上。明代画家陈洪绶的作品中就经常出现画中人坐在芭蕉叶上的场景，如在《蕉林酌酒图》《何天章行乐图》中，都有女子坐在芭蕉叶上的描绘。而唐寅的《蕉叶睡女图》几乎称得上是唐寅作品集中最为写意的一幅仕女图了。画中女子面部简逸清丽、头发慵懒蓬松、手部柔软纤细，衣纹处则笔墨流动爽利，转笔方劲，线条抑扬起伏。她身下的芭蕉叶似是随意摆放，但又有些厚重的感觉，再加上旁边一个不经意的小道具团扇，使得整个画面用笔看似随意却也不失节奏。

　　自魏晋以后，唐宋间佛学兴盛，芭蕉因空心常被用来比喻身心虚幻不实。而芭蕉又常与石头相配，如此一来，一虚一实，一静一动，一刚一柔，静穆且充满禅趣。像芭蕉、奇石这两者搭配在一起，多被赋予清雅高洁的意蕴，能够迎合古人雅的情趣。如文徵明的《蕉石鸣琴图》，此画以墨笔绘芭蕉嶙石，一名高士儒巾宽服，席地抚琴，画面别具情致。

　　在明代仇英的大幅人物山水画《蕉阴结夏图》中，蕉叶和硕石遮挡着暑热，两位高士坐在阴凉的地上。弹奏者在拨弄月琴，眼神专注，须发轻轻飘扬，手指的屈曲中透出劲力；听者沉浸其中，他的衣纹沉沉下坠，仿佛坐了很久。一旁准备茶水的童仆，情绪似乎也被感染，他眼神回望，羡慕高士二人得遇知音。三人在画中的位置构成了稳定而舒适的疏密空间感。画卷上部，交叠错落的芭蕉叶，像是听着琴声，在轻轻舞动。

　　画中的人物符合当时士大夫“优游林下”的生活情趣，主题极为鲜明，堪称仇英画中之格外清劲者。